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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农问题:以集体化破解农民增收困局

时间:2009-12-30 浏览数:1865
      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整个中国的小康。但自从第一轮改革浪潮过后,农业、农村和农民却成了一个“问题”。农业集约化经营尽管已经在很多地区试水,但依然是个敏感的话题。我们认为,解决三农问题,首先最需要的或许还是思想解放。

  

【作者】本报记者 金微

  目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组织农民,成立合作化组织,节制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渗透

  《国际先驱导报》文章 上世纪80年代,农民养20头猪,种10亩地,可以成为万元户,相当于现在的十几万。如今,农民养同样的猪,种同样的地,有时才只有几千块的收入。

  “农业的收益到哪儿去了呢?”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经常以此为例发问。大涨大跌、时赚时赔,中国的农产品多年来已跳不出这样一个怪圈。与农产品绑在一起的农民生活也随之大起大落。

  农业增收困局20年未变

  如果把江西棉农的收入放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里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棉花价格随市场徘徊的轨迹。

  德安,这个江西北部小县城,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很长时间里,都是以种水稻为主。80年代后期,棉花种植的引进给了农民很高的积极性。那时,棉花的价格在2元左右,肥料等生产资料价格由国家控制,生产资料并没有成为农民的负担。

  “很多新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,大大小小的村庄祠堂也开始建起来。”当地农民金起根回忆说。

  但是近几年,农药、肥料、种子统统在涨。以复合肥为例,前几年价格每包在120元左右,而去年价格一下升到240元,并维持高位运行。农民在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在不断增长,但棉花价格不但涨幅有限,有时还降得厉害。市场一旦不好,农民往往白辛苦一场。

  国家的统计数据似乎也印证了德安农民的坎坷经历。改革开放初期,来自农村的好消息不断,那段时间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。1978~1984年,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达到16.5%;1985~1988年,速度明显放缓,年均增长4.9%;而到1989~1991年,年均增长只有1.9%;1992~1996年,年均增长5.6%;1997~2000年,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,年均增3.7%;近几年,农民收入又有所增加,保持了年均6%以上的速度,但这是在各项支农补贴持续增加、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的基础上实现的,并不是农村又焕发出活力的表现。

  “如果除掉补贴和涨价的因素,农村经济境况并不乐观。”李昌平告诉《国际先驱导报》,中国农民增收困局20年未变,“我们现在说农民收入增长实际是个伪命题,农民收益并没增长,而是我们把农民工的收益统计了进去。”

  资本在瓜分农民利益

  李昌平介绍,80年代的整个农业产业收入归农民,国家管制肥料不能随便涨价。但随着的市场的放开,资本集团越来越多地分享了农业收益。种子、农药、化肥、运输、技术服务,还有流通加工领域及市场领域都被资本控制了,并在各个环节瓜分农民的利益。

  “农民在农业领域获得的收益越来越低,只有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农民可以赚点钱,还没有定价权。”李昌平说。

  河北农民王连军很清晰地看到了这点:“如果农村能形成产业一条龙,粮食、猪等直接转化成产品卖出去,中间商的利润就留在农村,农民才能赚钱。”

  而目前,农民只能赚取整个产业链条上很少的一部分。“有风险我们扛,大头别人拿。”王连军说。

  不过,王连军对于十年之后农民能靠种地和养殖致富并没有太多期望,因为个人力量太单薄,需要靠强有力的村委会组织农民做这些事。

  但谁来组织?农村基层组织在联产承包制后基本处于溃散状态。

  农村实现小康挑战重重

  2010年到2020年,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两步走的第二个十年。对于农村能否实现小康,学界有各种争论。

 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告诉记者,农村实现小康的水平取决于中国城市化的进程,城市安置越来越多的农民,农村的土地增加,农民可以种更多的地。同时,国家提供的补贴也相应增加,农民收入通过这种转移支付也能相应增加。

  “十年后中国能否达到小康目标,我还是比较乐观。”不过,党国英也承认目前城市化存在的户籍、医疗等各种问题,“需要有配套的改革措施,使农民能够在城市住下来”。

  而李昌平对于十年之后农村能否实现小康并不乐观,“如果按照现有政策,农村十年之后基本不会有多大的变化,农民收入也不会有太大的提高。”

  从实现温饱到增加农民收入,这个阶段中国走了二十多年。中国农业在解决温饱之后已经走到一个瓶颈阶段是不争的事实,这个瓶颈就是农业产业化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的矛盾。

  “在农村往往是你砍梨树种李树,我砍李树种杏树,他砍杏树种梨树,中国农村结构调整了几十年都没有调整过来。”李昌平认为目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组织农民,成立合作化组织,节制资本对农业领域的渗透。

  不过,农村集体化目前仍是个敏感话题,有人把它归为开历史倒车。实际上,邓小平曾多次谈到农村的“两次飞跃”问题,1992年7月23、24日,他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说:“我讲过,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,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,实行家庭承包为主的责任制,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。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,农业也一样,最终要以公有制为主体。”(《邓小平年谱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)

  邓小平清楚地指明,依靠一家一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不可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,它不是农村改革的方向,只有集体化集约化才是农村改革的未来之路。

  畅想:农民能靠种地富起来

  【作者】金起根 52岁 江西棉农

  《国际先驱导报》文章 因为种地不赚钱,我曾经四次出门打工。今年,才终于从种地上看到了一点希望。

  我今年52岁,是江西德安县农民,叫金起根。我所在的江西北部农村以种植棉花为主。2008年,棉花丰收,但价格却暴跌,每斤只有1.6元。我种了10亩棉花,刨去农药化肥等投入后,只剩下三四千元。还有不少棉农更是所剩无几,很多老乡都感叹“打了一年长工”。

  因为棉花没多少人敢储藏,所以最后许多像我一样的农民都是含泪卖棉。

  不过,今年棉花价格总算给了我们一点安慰,10月棉花刚开收,价格就从2.8元起不断增长,最高涨到3.6元,真是风水轮流转,大家都笑了。

  十多年来,我的感受就像是过山车,棉花价格一直在一元到三元来回变,涨时高兴,降时发愁。可是由于这几年,农药、化肥、种子不断涨价,真正能到手的收入还是相对较少。庆幸的是,我们村在90年代把新房都盖起来了,如果等到现在,依靠种棉花盖房还真有些够呛。现在钢筋水泥装修材料都在涨,比过去成本高好几倍。

  由于种地不赚钱,为了增加收入,我还曾养过鸡。但是我刚贷款2万元把养鸡场建起来,买了几千只鸡,就赶上饲料价格飞涨,由于成本太高,只能放弃。随后,一场鸡瘟使很多像我一样养鸡的农民血本无归。

  无奈之下,我在2000年开始外出打工。我到过安徽、上海等地,一般都是由老乡介绍,他包一个工程,便拉上我们一些村民。不过,当工程结束,又没有新工作时,我只能回家,等下次的机会。如果有工程做的话,一天赚个一百块,其实对我们农民来说还算不错。

  不过这种打工的日子也不长久。去年,我第四次出门打工。由于年纪大,身体不好,在工地干活时突然晕倒,花了很长时间才康复。

  我老了,手脚笨了,做事慢,老板看不中,我也不会想着再出去了。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明年棉花价格会怎样。如果农民种田能赚钱,也没有多少农民愿意出去,外面辛苦得很。

  我最希望的就是棉花的收购价格再高一点。一些贩子垄断了棉花的流通,他们收购棉花后囤积在手上,不到一定价格不出手。在市场棉花不多的时候,国家急需棉花,只能从国外进口棉花,最后,倒霉的是我们农民。

  前不久看新闻联播,温家宝总理说要加快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。我觉得这是农民的希望,国家应该拿出部分资金,成立合作组织,让农民负责收购和储存。十年以后,农民能不能靠种地富起来,我觉得完全靠国家,国家想我们农民富起来就会富起来。

  对话:农村小康的核心问题是组织

  【专家】李昌平 三农问题专家

  《国际先驱导报》:今年很多农产品价格上涨,农民得到了收益。他们很希望今后也能这样。

  李昌平: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,农民在农业中其实得不到好处,哪怕大蒜价格涨了几十倍,农民又得到多少钱?

  农业发展分四个阶段,我们大体上还处在第二个阶段,这个阶段的农业政策要点是:“组织密集+资本密集+品牌密集”,如果没有组织化,农民从农产品涨价中得不到多少好处,因为涨价是体现在流通加工环节。没有组织密集就没有资本密集,没有资本密集,你生产的东西就只能以初级产品的形式,十分廉价地出售,赚不到钱,甚至增产减收。

  我总结一句话,就是要想让农民过上小康生活,就一定要农民组织化。在权力博弈中,他们也更有力量。现在农民像一盘散沙。

  目前农村基层组织溃散,如何达到组织化?

  过去的村民管理制度是建立在集体经济之上,由村民自治。组织能够发展,是因为有收益。组织不起来,是因为没有收益。政府也是一个组织,企业也是一个组织,农民组织也一样,你不能够让他产生收益,他怎么能够组织起来。

  既然组织不能带来收益,农民也不可能拿钱给组织,突破口在哪?

  关键是调整基本经济制度。你要扶植合作经济或集体经济的发展,不是扶植龙头企业的发展,不是让少数人先富,这就是邓小平讲的第二次飞跃。如果不这样搞,农民就没办法富起来。

  在你看来,是不是现有的农业政策已经不适合新形势要求了?

  第一,现有的政策还停留在过去增产增收的阶段,而农业已经发展到了另一个阶段,需要更合适的政策。第二,农业蛋糕本来小,但分蛋糕的人多。现在资本分了一大块,农民分了小块。我们不应该扶植资本,现在有些政府把几亿农业产业化的钱给企业,这是不合适的。第三,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经济社会层面,农民组织必须要扶植起来,农民组织是农村最重要的社会要素,这么多年,政治层面的农民代表越来越少。第四,资源从中央到地方的配置的方式和路径有问题,政策很好,钱下发得也快,但是真正能到农民手里的有多少?第五,基层干部都是从上往下派,下面的人起不来。下去的人不懂农村,农村的人上不来,就没有积极性了。农村很多事没人去做,不能引导农村朝健康的方向走。给农村造成不安定因素。

  你觉得十年后农村有可能实现小康吗?

  对于目前面临的情况,我不乐观,但如果真正把农民组织起来,十年奔小康足够。这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。

       (转自国际先驱导报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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